2010年3月13日 星期六

李家同 如果我被殺!

李家同如果我被殺!

【聯合報╱李家同】 2010.03.13 02:35 am



李家同

如果我被殺,只要一息尚存,我一定會告訴殺我的人,我絕對寬恕他,也會為他祈禱,更會要求友人照顧他的家人,尤其要使他的孩子不再留在社會黑暗的角落。如果我無法說這些話,我也無所謂,因為我的太太和女兒絕不會痛恨殺我的人,她們一定會為他祈禱,也會照顧他的家人。不僅如此,我的學生不會有一個人希望他被處死刑。
我並非善惡不分的人,我當然知道殺人是不對的,但我更知道,我們心中一定不能有任何恨意,更不能有報復的心理。尤有進者,我深深感受到的是:寬恕最能帶來心靈上的平安。前任教宗被刺,康復以後,立刻到監獄去探訪那位刺殺他的人,而且始終面露慈祥的微笑。現任教宗去年又被攻擊,事後也立刻去探訪那位攻擊他的人。
有一位美國年輕女孩,到非洲替窮人服務,不料被刺身亡,她的爸爸飛到那裡處理後事,目睹當地的窮困,回國以後,募了很大一筆款項,成立了一個機構,專門幫助那裡的人,這位爸爸從來沒有替他的女兒尋求任何的報復。
美國有一種人,叫做阿米希(Amish)人,他們是和平主義者,二○○三年,一位帶槍的人進入了他們的一所小學,開槍殺小孩,然後自殺,五位小女孩身亡,兇手自殺幾個小時以後,一位阿米希人立刻去安慰這位兇手的太太,表示了對她丈夫的寬恕,一位阿米希人擁抱了兇手的父親長達一小時之久。大批阿米希人出席了兇手的葬禮。最後,這些阿米希人還成立一個慈善基金會,以金錢幫助兇手的家屬。
歐洲一直是個國與國之間冤冤相報的地區,但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一切都已過去,誰也不再記得當年的仇恨,歐洲的和平帶來了空前的繁榮。反觀非洲地區,國與國之間,似乎永遠有著不能忘卻的仇恨,這些仇恨帶來了戰爭,當然也導致非洲的貧困。
在國人強烈反對廢死刑之時,不妨看看國際間對死刑的看法,一共一三九個國家沒有死刑,也就是說,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國家都已不再執行死刑。歐盟是全體沒有死刑的,最近廢止死刑的國家是蒲隆地和多哥,都是非洲國家,美國和中國大陸仍在執行死刑。可是,從未有人說,美國和大陸是犯罪率極少的國家。
每一次有一個國家廢止死刑,羅馬競技場就會點燈,以示慶祝,這個競技場已是廢墟,但是,當年這是殺人的地方。競技場成為廢墟,歐盟國家廢止死刑,是人類進步的象徵也。
國人應該冷靜下來,好好思考執行死刑背後隱含的想法,也更要看看為何有這麼多的國家不再執行死刑,為什麼這些沒有死刑的國家並沒有很高的犯罪率,那些有死刑的國家也沒有很低的犯罪率。
可是,最重要的是:我們該不該寬恕我們的敵人?阿米希人是心靈上最有平安的人,而他們也是絕對實行寬恕的民族。他們的寬恕是鐵一般的事實,兩位教宗的寬恕也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的社會,能不能至少探討一下寬恕的意義?
我已過七十,也不能說從未有人對我不好,但的確我的內心深處,絕對沒有對任何人有怨恨之情,我一直過得平平安安,就是這個緣故。
我們常聽說大家要療傷止痛,很多人以為要療傷止痛,一定要使正義得以伸張,但是,正義常常是盲目的。我們必須記得前任教宗所說的話,「和平建築在正義之上,正義建築在寬恕之上」,我們的社會,應該要注意「寬恕」的重要性了。
(作者為暨南、清華、靜宜大學榮譽教授)
【2010/03/13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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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同,Kevin Carter,與禿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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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Goan

一篇被廣大讀者傳閱的文章對人心評估人、事、物有莫大的影響。

領取一九九四年的普立茲新聞特寫攝影獎的記者凱文‧卡特,在獲獎的 2 個月後自殺,結束33年的生命。許多人就和李家同教授一樣,指責這個美國記者『僅止於按下人生鏡頭的快門,然後漠然地擦肩而過!』甚至在他死後還有這種『並不足惜』的口吻!

質疑和批評別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但這些話偏離了一個基本事實:卡特本人三十三年生命的軌跡。

最令人傷懷的,是那些質疑卡特善意的人們,卻都是沒有踏入過蘇丹戰區、對饑民苦難一無所知的人。

我認為,廣為人尊敬的李家同教授,如果看到盧安達事件的全面(蘇丹是全世界內戰打得最久的國家),看到一絲絲自殺的記者凱文‧卡特 (Kevin Carter)人生的過程和奮鬥掙扎,他不會寫出這種何不食肉糜的自以為客觀的作文。

以下將李家同教授廣受傳閱的作文和事實(或者至少是完整的故事)刊登,兩相對照,會很容易了解片段的故事如何誤導讀者對一個人或一個事件的解讀。

◎美國記者凱文‧卡特的死與生

普立茲新聞獎是美國新聞界最高榮譽獎。在 1994 年 4 月公佈的獲獎名單中,共有 14 個獎項。其中『特寫性新聞攝影』( Feature Photography ) 獎項是由南非『自由記者』( freelancer ) 凱文‧卡特 (Kevin Carter) 獲得。

作品就是這張有關一個蘇丹小女孩的照片。

照片的背景是荒涼的蘇丹原野,沒有任何可以果腹的東西。

一個瘦得皮包骨的蘇丹小女孩在前往食物救濟中心的路上,虛弱得再也走不動了,趴倒在地上。就在不遠處,蹲著一隻碩大的禿鷹,正貪婪地盯著地上那個奄奄一息的瘦小生命。等待著孩子倒斃,享用即將到口的『美食』。

照片的內容似乎異常地平靜,沒有人發狂似地嚎叫呼喊,沒有恐懼,沒有瞪大的雙眼,更沒有流血鏡頭。似乎這樣的事情在非洲實屬平常,但它卻蘊涵著無與倫比的震撼力。它不灑狗血,但看過照片後,相信許多人會像被拳頭擊中一樣地發愣。

九三年,卡特來到戰亂、貧窮、饑餓的非洲國家 ── 蘇丹採訪。一天,他看到這樣一幅令人震驚的場景,於是他拍下這一鏡頭。當年的 3 月 26 日,美國著名權威大報《紐約時報》刊登了凱文‧卡特的這幅照片。接著,其他媒體很快將其傳遍世界,在各國人民中激起強烈反響。照片刊出,全世界為之震撼、為之哭泣。

蘇丹 ── 這個全世界內戰打得最久的國家,醜陋不堪的現狀一時之間成為國際社會關注、責難的焦點。

當時,卡特是和他的朋友 ── 另一位自由攝影師 ── 西爾瓦到北部邊界去拍攝遍地餓莩的蘇丹的內戰進展。飛機一降落,卡特就著手拍攝那些飢民。
為了能讓自己從成堆的快要餓死的人的悲慘景象中放鬆一下,他走進了灌木叢。
一陣緊張卻又無力的啜泣聲吸引了他,原來是一個小女孩正艱難地向食品發放中心爬行。

正當他蹲下來拍照時,一隻禿鷹落在鏡頭裏面。
他在那兒等了 20 分鐘,希望那隻禿鷹能展開翅膀。
拍完照片後,卡特趕走了禿鷹,注視著小女孩繼續蹣跚而行,然後坐在一棵樹下,點起一支煙,唸著上帝的名字,放聲慟哭:
「上帝啊!可我必須先工作,如果不能照常工作的話,就不該來這兒 ……」

照片刊出後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成千上萬的人來電詢問這小女孩最後是否到達了救濟站。卡特得獎之後,更多人提出了質疑。人們更直接地質問卡特,他自己在拍照的同時,到底做了些什麼真正對那瀕臨死亡的孩子有所助益的事情?
卡特誠實告訴大家,當時,他趕走了禿鷹,把身邊帶的水和一點點乾糧給了那個孩子,看著她走向饑民領取食物的救濟站,這才驅車離開。

然而,質疑者並不滿意這個回答。他們直指卡特冷漠、自私、不顧他人死活,甚至他們直截了當地質疑卡特拍照時是否心懷善意。

拍下這張照片的十四個月後,凱文‧卡特來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領取了一九九四年的普立茲新聞特寫攝影獎。一時之間,他成了大眾注意的焦點。

大獎帶給他的並非榮耀,在獲獎的 2 個月後,也就是 1994 年 7 月 27 日的晚上,卡特開車到約翰尼斯堡一個他小時候常去玩的地方,穿著T恤和牛仔褲,頭枕著背包躺在汽車座位上結束了他 33 歲的生命。

他的死是一次明顯的自殺行為,死因為二氧化碳中毒。
他在汽車的排氣管上套了一截綠色軟管,把廢氣導入車內。
警方在他的座位上找到一張紙條:「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的程度。」

卡特自殺了,質疑者卻仍不肯放過他。
口口聲生指責這個『美國』記者『僅止於按下人生鏡頭的快門,然後漠然地擦肩而過!他死於羞愧,並不足惜!』
質疑和批評別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這些咄咄逼人的問話卻偏離了一個基本事實:卡特本人三十三年生命的軌跡。

卡特在一九六○年出生於南非約翰尼斯堡一個白人中產階級家庭。
當時的南非實行的是種族隔離的政策,曼德拉領導的爭取人權的民主運動正在艱苦地奮進中。
童年的卡特無法忍受白人對黑人的踐踏,而大聲地抗議卻遭到父母的斥責。
他母親說,黑人已經『習慣』於別人給予他們的、並不把他們當人看的待遇。
在這種情形下,任何人都無能為力。

卡特大叫:「一定有辦法的!」從此,他不再有快樂的童年。
他成長為憤怒少年,又成長為憤怒青年。
在軍中,因為他同情、關心黑人的境遇,曾經被同在軍中的右翼分子打成重傷。
當他考進美國《時代》雜誌約翰尼斯堡分部,他對黑人的關注才得到同事們的認同,他的專業才能也才得到了充份的肯定。

雖然新南非走向了民主,南非黑人的境遇有了長足的改善,
不過根據自己對非洲的深刻了解,知道黑人的苦難遠遠沒有結束。
他主動前往危險重重的蘇丹戰區,發回真切而翔實的報導。
這張著名的照片正是其中之一。

了解卡特的人,包括和他持有不同觀點的父母,都不曾懷疑過他按下相機快門時的善意。
他對生活失去勇氣不是因為『羞愧』,而是因為『孤獨』!
因為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誤解、被傷害!
最令人傷懷的,是那些質疑卡特善意的人們,卻都是沒有踏入過蘇丹戰區、對饑民苦難一無所知的人。
卡特卻僅用一張照片,向我們展示了整個非洲大陸的絕望。

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蘇丹內戰的烽火並沒有止息,飽受凌虐的饑民依然掙扎在死亡線上。
全世界對該地情景心懷善意的人們並沒有看見什麼令人心安的改變。
我們卻徒然失去了一位了解非洲、年輕力強、勇於赴湯蹈火、滿心悲憤的攝影記者。

作記者,他捕捉苦難,身臨故事現場,屢屢出入生死之境,遭受無數精神上的衝擊和折磨。
他心存道義,視他人苦痛自己苦痛。
當他無力改變這個世界也無力躲避精神煎熬的時候,他只有自殺。
這也就是為什麼卡特生前會感慨的說:「追求真實的人,只有去死。」
凱文‧卡特之死是記者追求『好的』的新聞、『精彩的』的鏡頭,與所謂『社會公德』之間尖銳衝突的結果。

(附錄)
◎李家同/讓高牆倒下吧

我只有八歲

 我是盧安達的一個小孩,我只有八歲。

我們盧安達不是個有錢的國家,可是我運氣很好,過去一直過得很愉快。爸爸是位小學老師,我就在這所小學唸書,放了學,我們小孩子都在家附近的田野玩。家附近有樹林,也有一條河。我大概五歲起就會游泳了,在我們這些小孩子中,我不僅游得最好,也跑得最快。

因為是鄉下,我們附近有不少的動物,我最喜歡看的是老鷹,他們飛的姿態真夠優雅。可是我也很怕老鷹,因為他們常常俯衝下來抓小動物,有一次,有一隻小山貓被一隻大老鷹活活抓走。

有一次我問媽媽,『媽媽,大老鷹會不會把小孩抓走?』

媽媽說:『傻孩子,小孩子旁總有大人在旁邊的,老鷹不敢抓小孩,因為牠們知道大人一定會保護小孩子的。』

我懂了,所以我永遠不敢離開家太遠,我怕老鷹把我抓走。

今年,我開始讀報了,看到報上名人的照片,我老是想,有一天我的照片能上報多好。我的親戚朋友們都說我是個漂亮小孩,也許有一天我會像邁可傑克遜一樣地有名,報上常常登我的照片。

三星期前,爸爸忽然告訴我們,我們的總統遇難了,他認為事態嚴重。因為有心政客可能乘機將事情越搞越糟。

有一天,爸爸在吃晚飯的時候,告訴我和媽媽國家隨時可能有內亂,萬一如此,我們要趕快逃離盧安達,到薩伊去。他叫媽媽準備一下要逃難時要帶的衣物。

就在那天晚上,一群不知道那兒來的士兵進入了我們的村子,我睡著了,什麼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村子裡所有的男人都被打死了,爸爸也不例外。

媽媽居然還有能力將爸爸埋葬了,當天下午我們開始流亡。現在回想起來,媽媽平時是一位很軟弱的人,這次忽然顯得非常剛強,惟一的理由是因為她要將我送到安全地帶去。

媽媽在路上一再地叮嚀我,有人非常恨我們,因此如果媽媽發現有壞人來了,可能來不及跑,可是我是小孩子,跑得飛快,一定要拼老命地逃走。媽媽也一再叫我找一棵樹,或者一塊大石頭,以便躲起來,讓壞人看不到。

就在逃亡的第二天,壞人來了,媽媽叫我趕快逃,她自己反而不走,我找到了一棵大樹,躲在樹後面,可是我看到了那些壞人殺人的整個過程。媽媽當然也死了,這批士兵沒有留一個人,不像上次,上次他們只殺男人,這次沒有一個人能逃過。

士兵走了以後,我才回去看我的媽媽。看到媽媽死了,我大哭了起來,因為天快暗了,我怎麼辦?我只有八歲!

虧得還有一個大哥哥也活著,我猜他大概有十幾歲,是個又高又壯的年青人,剛才他一定也躲了起來,他看我好可憐,來拉我走,他說我們一定要趕快走,找到另一個逃亡的團體,人不能落了單。

我和這位大哥哥相依為命,也找到了一批逃亡的人,好幾次有救濟團體給我們東西吃,雖然很少,可是都虧得這位大哥哥,替我弄到食物吃,如果不是他的話,我早就餓死了,因為小孩子是很難拿到食物的。

由於我們都大半處於饑餓狀態,我們都越來越瘦,這位大哥哥也不是壯漢了。有一天,他說他要去一條河邊喝水,我告訴他最好忍一下,因為河裡都有過死屍,他說他渴得吃不消,一定要去冒一下險。

當天大哥哥就大吐特吐起來,而且虛弱得走不動了。他要休息,然後勸我不要管他,和其它大人一起繼續得逃亡。這次我堅決不肯,決定陪他,他到後來連跟我吵的力氣都沒有了。我偷偷地摸了他的額頭,發現他額頭好燙。

大哥哥昏睡以後,我也睡著了。等我醒過來,我知道他已永遠的離開我了。

我和大哥哥說了再見以後,走回了大路,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從此沒有看到流亡的難民,我只有一片麵包,二天內,我只吃了這一片麵包,我已越來越走不動了。

就在這時侯,我發現一頭大老鷹在跟著我,它原來在天上飛,後來發現我越走越慢,索性飛到了地面,我走牠也走,我停牠也停。

雖然沒有見到任何逃亡潮,卻看到了一部吉普車開過來,我高興極了,以為他們會救我一命,可是吉普車沒有停,我心裡難過到了極點。

吉普車開過去了以後,忽然停了下來,車上有人走下來,我的希望又來了。可是那位先生並沒有來救我,他拿起一架配有望遠鏡頭的照像機對著我拍照,當時那位大老鷹站在我附近。照完以後,吉普車又走了。

我這才想起這位先生一定是一位記者,他要趕回去,使全世界的報紙都會登到這一張照片,老鷹在等著小孩過世。

明天早上,你們在吃豐盛早飯的時侯,就會在報紙上看到我的照片,我不是很希望能上報嗎?這次果真如了願。

你們看到的是一個瘦得皮包骨的小孩,已經不能動了。可是我過去曾是個快樂、漂亮而又強壯的小男孩,我曾經也有父母親隨時陪在我的身旁,使老鷹不敢接近我。我曾經全身充滿了精力,每天在河裡游泳。

現在,我只有一個願望,在老鷹來啄我的時候,我已不會感到痛。

我只有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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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謂的悲天憫人、社會關懷和溫馨勵志,
甚至是作為慈善家或社會良心的聲名,
竟然得建築在這種對無法自我辯護的死者毫無同理心的消費之上。

我真不知這和羅大佑在二十幾年前對嗜血記者們的控訴:
「唯一一種作踐別人以抬高自己的職業」,有什麼差別?

而且在「知識份子的良心」之類的光環加持下,
這種力量比記者不知可怕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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