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歷史定位台灣精神

李登輝歷史定位台灣精神
【聯合報╱黃光國／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台北市）】
2008.03.12 03:32 am

我在一九九五年出版《民粹亡台論》之後，便很注意李登輝思想的走向。一年前，李登輝要台聯「中間偏左」路線，台聯黨員卻不清楚什麼是「中間偏左」，我已經察覺到：李登輝路線走不下去了。立委選舉前，看到李登輝在台聯拍攝的競選廣告中，表情嚴肅地問：「我是誰？」內心感觸更深，因此透過管道，希望能和李先生會面，上周五終於在翠山莊官邸和他單獨談了兩個小時。
在台灣政壇上，李登輝是少數極富學術氣質的一位領袖。我在見面時，呈送他一本最近出版的《台灣意識的黃昏》，他則回贈我《最高領導者之條件》、《細道之奧：誠實自然》、以及Kagan的英文著作《台灣的政治家：李登輝和亞洲民主》。談話內容也始終繞著兩個主軸：李登輝的歷史定位和台灣未來的走向。
立委選舉前，李登輝公開宣稱：「我不是台獨，我也不主張台獨」，引起深綠人士不滿，有人甚至批評他是「投機份子」。其實李登輝不是投機，他是不斷地用黑格爾式的「否定辯證思考」，在思索「不是我的我」，在找尋台灣的出路。
在《台灣意識的黃昏》中，我指出：李登輝主政時期主張的「特殊國與國關係」，並不是台獨。如果是台獨，就應當說是「一般國與國關係」。「特殊國與國關係」的概念，源自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的「一中兩國論」，其理論基礎是「德國模式」，不是「台獨模式」。
一九九八年國安局的研究報告將這個概念從張教授的理論脈絡中抽離出來，又拆除掉「一中屋頂」；一九九九年七月，李前總統會見德國記者時，提出兩岸間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立刻被外界曲解成「兩國論」。當時李總統的外交幕僚不懂得用張教授的理論來澄清，結果便形成了歷史的錯置，讓兩岸關係陷入僵局。
鑑於「一中兩國」遭到的困難，我刻意以「歐盟模式」為基礎，主張「一中兩憲」，並在拜會李前總統之前，託人將《一中兩憲》和《挑戰天王》兩本相關著作致送給他。李登輝表示：他也一直在思考如何以歐盟經驗解決兩岸問題。他在擔任總統之初，便宣布停止動員戡亂，並成立陸委會、海基會，以後又成立國統會，制定國統綱領，希望海峽兩岸能夠維持和平與安定的狀態。「可惜繼任者不瞭解我這樣佈局的用心，很多東西都亂掉了。」
依照「一中兩憲」的構想，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必然是長期磨合的過程。我特別強調：「兩岸之間要簽訂和平協定，必須堅持對等的立場，用『台北中國』和『北京中國』，不能像『香港，中國』那樣，用『台北，中國』。『台北中國』是指『台北的中國』；『台北，中國』就變成『中國的台北』。一個逗點，相差十萬八千里。」
李登輝也同意這樣的論點。然則，誰能主導兩岸關係的發展？李登輝打開他的日文著作《最高指導者之條件》，逐一說明國家領導人必須具備的特質，包括誠實、忍耐、大局觀、堅強的領導等等。他批評當前台灣的政治領袖因為不具備這些特質，讓台灣喪失掉國家目標。
我順勢指出：《台灣意識的黃昏》第一章便在討論「後統獨時代台灣的國家目標」。在國界逐漸消失的全球化時代，台灣的政治領袖必須提倡「台灣精神」，讓台灣人民能夠走出去，迎向未來；而不是採取「鎖國政策」，用「台灣意識」把台灣人民困在這個海島上，成天看政治人物搞權力鬥爭。
用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來看，「台灣意識」的發展層次較低，是區分「我群／他群」的限制性概念。「台灣精神」卻是開放的概念，任何在台灣成長、而有「台灣意識」的人，都可以憑自己的才能，到世界各地去追求更大的成就，發揚「台灣精神」。
對我的論點，李登輝若有所思。在國民黨一黨獨大時代，以「台灣意識」來動員群眾，解構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或許有其道理。民進黨執政後，台灣已走向民主開放，政治人物不懂得用「台灣精神」來鼓舞民心士氣，反倒耽迷於操弄「台灣意識」，來謀求個人政治利益。結果便造成台灣社會的沉淪。解鈴還需繫鈴人，在這個嶄新的時代，希望李先生對終結台灣民粹政治、開拓台灣前途有更大的貢獻！
【2008/03/12 聯合報】@ http://ud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