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背後的真相 只看ＧＤＰ 窮得只剩下錢

數字背後的真相 只看ＧＤＰ 窮得只剩下錢
作者：賀桂芬．陳一姍 　出處：天下雜誌 432期 2009/10
http://www.cw.com.tw/article/index.jsp?page=1&id=39120
九月二十五日，在法國總統薩科奇疾呼之下，二十國峰會領袖發表公報，宣示今後二十國將致力追求能永續、更均衡的發展。這份公報，顯示世界一味追求經濟成長，造成諸多失衡之後，全球掀起重新檢討經濟發展的思潮。
什麼是進步？哪些國家進步？哪些國家落後？回答以上問題，大家通常會先以三等分來區分這個世界：已開發國家、發展中國家及低度開發國家。分到同一等級的國家，再以經濟規模大小及經濟成長來分高下。
所謂的經濟規模，就是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簡單的說，就是這個國家這一年裡生產的產品和服務值多少錢。ＧＤＰ成長率，指的是這國家的產值今年比去年增加了多少。
國人對台灣、中國和美國的ＧＤＰ變動朗朗上口，但是，你了解ＧＤＰ嗎？這裡有幾個有趣的問題，每題二十分。得分超過六十分，表示您大致了解什麼是ＧＤＰ，若您拿到一百分，那麼恭喜您，您完全掌握了ＧＤＰ的精髓：
一、砍一片森林，ＧＤＰ增加還是減少？
二、一個人出了車禍，被救護車緊急送醫，急救無效死亡，家屬傷心欲絕，ＧＤＰ增加還是減少？
三、養豬戶在水源地養豬，對水源造成嚴重污染，ＧＤＰ增加還是減少？
四、慈愛的母親專職當家庭主婦，讓家人有整潔舒適的家居生活，有美味營養的三餐，讓子女有母親陪伴。這位母親，對ＧＤＰ有無貢獻？
五、您中秋節邀請親朋好友到家裡唱卡拉ＯＫ和烤肉，對ＧＤＰ有無貢獻？解答是，一至三：增加；四、 五：無直接貢獻。
八月二十日，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今年ＧＤＰ最新預估報告，報告首頁開宗明義闡明莫拉克颱風對經濟的影響：「房舍、財物、生產設施、道路橋樑等之毀損……，不直接從ＧＤＰ中扣除。若影響生產活動及內、外需求，成為流量損失，將反映在ＧＤＰ上。……隨重建加速展開，預期第四季實質ＧＤＰ減幅可望縮小……。至於災民死傷及心靈層面的創傷則無法量化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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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大段話，正是遵循全世界統一標準的ＧＤＰ方程式：Ｙ＝Ｃ＋Ｉ＋Ｇ＋（Ｘ─Ｍ），意思是：生產毛額＝消費＋投資＋政府支出＋貿易淨額（出口減進口）。在這方程式之下，存量無用，流量才能以市場價格計算其價值。也就是說，新創造出來的、新增加的生產、消費、投資，無論它為什麼被創造出來，無論它為什麼增加，也不管它對環境、對社會、對家庭、對個人造成多大的傷害，都對ＧＤＰ有貢獻。存量被破壞掉，就會創造新的流量。災難創造需求，因此，災後重建對ＧＤＰ有貢獻。
追逐ＧＤＰ成長最極端的例子，莫過於毛澤東的「大躍進」運動。一九五七年，受到赫魯雪夫宣示蘇聯要在十五年內「趕美」的影響，毛澤東也見賢思齊，誓師「超英」。所謂的「趕」，所謂的「超」，指的就是ＧＤＰ的精髓：生產、產量、產值。
為了達成目標，全中國人民陷入煉鋼狂熱，人人把家裡原本有用的鐵鍋鐵盆捐出來，煉成一個個沒用的廢鐵疙瘩，因為在ＧＤＰ的概念裡，家裡的鐵鍋鐵盆是存量，熔掉重煉是流量。
愈有錢，就愈幸福？
ＧＤＰ是所有經濟統計裡，最被廣泛使用、世人最熟悉的一項，它被用來計算每一個國家做得好不好，以及很多事情進步的速度。 ＧＤＰ成長率，因此便成了衡量一個國家進步發展快慢，舉世認同的標準。
ＧＤＰ計算的是經濟中所有有市場價值的貨物和服務，因為必須有市場價值才會被ＧＤＰ計入，因此可以說，ＧＤＰ統計六親不認，只認錢。
根據ＧＤＰ背後的經濟學理論，錢，是用來得到福祉的工具。如果一瓶美酒或一個iPod不能讓你快樂，你不會花錢買它。同理可證，消費者買愈多汽車、食物、電腦、啤酒……，得到的滿足感愈大，就愈快樂。ＧＤＰ計算的東西，最主要就是錢。「錢沒什麼不對，薩科奇也愛錢。但一個更大的問題是：惟錢是問，就夠了嗎？」哥倫比亞廣播公司（ＣＢＳ）經濟專欄作家皮提斯（Don Pittis）如是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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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經濟學家都認同，ＧＤＰ是有缺陷的指標，」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副教授劉孟奇說，「定義清楚，是ＧＤＰ最強的地方，也是最弱的地方。」
劉孟奇舉例，家庭主婦對ＧＤＰ沒有貢獻，但如果出去工作，家裡的事雇佣人來做，就會有兩份ＧＤＰ。「ＧＤＰ另一個大問題就是，不衡量環保及任何外部性因果，」譬如，在水源地上游養豬，水被污染對ＧＤＰ沒影響，但賣豬可以增加ＧＤＰ。「這也是中國最常被批評的問題，」劉孟奇說。
台大經濟系教授吳聰敏更指出，世界銀行發表用購買力平價衡量過後的ＧＤＰ，結果印度和中國的ＧＤＰ都減少了四○％。購買力平價根據各國不同的價格水平，計算出來貨幣之間的等值係數，比較能夠對各國ＧＤＰ進行合理比較。
ＧＤＰ不是不對，是不足。社會大眾的福祉，需要多面向的定義，多面向的指標。
拒當ＧＤＰ動物
「統計支配人生，ＧＤＰ統計什麼，全世界就追求什麼。」哈佛大學社會學家朴特南（Robert Putnam）指出。長年累月的追求ＧＤＰ成長之後，我們都成了ＧＤＰ動物。
朴特南在《一個人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一書中，對美國社區生活解體提出警告：「我們的社區生活已經枯死，若你怕這種改變會讓我們付出非常具體的代價，你的恐懼是對的。」
朴特南在書中描述，「電視、雙薪家庭、世代間價值觀改變……，美國社會的這些改變意謂著，我們愈來愈少人參加各式各樣的團體、橋牌也不打了，星期天也沒有朋友來家裡烤肉聚餐了。我們的『社會資本赤字』，已經對我們的學習成績、居住安全、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誠信，甚至健康、快樂，都已經造成威脅。」而人生的這些層面，都不被ＧＤＰ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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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過於簡單化，無法描述經濟和社會的全貌，檢討ＧＤＰ的聲音因此沒有斷過。劉孟奇指出，大家都知道ＧＤＰ有問題，現在的主流思考，不再看單一指標，改採「雞尾酒療法」。
ＧＤＰ之外的世界
聯合國一九九二年提出「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ＨＤＩ），便同時衡量一個國家人民的健康、教育和經濟的表現，各指標重要性均等。在這項統計裡，美國ＧＤＰ世界第一，但在健康和教育兩項指標，卻連前二十名都排不上，整體排名也只第十五名，突顯美國的發展失衡狀況嚴重。而冰島、挪威和亞洲的日本，整體發展均優於美國。（見表一）此外，ＧＤＰ也無法反映收入、消費和財富分配的情形。
以國民的收入和國內的生產這兩者做比較，前者顯然是比後者更能反映一個國家的人民福祉，在挪威，人民實質收入的成長率從二○○○年開始至今，都超越ＧＤＰ成長率。而美國普查數據顯示，過去十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是下降的，但是各界關心的ＧＤＰ卻是持續成長，顯示ＧＤＰ的數據與人民實際處境及感受有相當大的落差。「對大部份美國人來說，過去十年是倒退的年代。早在這次危機之前，大部份人的處境已經比二○○○年要糟。」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表示。
此外，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ＯＥＣＤ）今年五月公布最新「社會指標」（Society at a glance 2009：OECD Social Indicators）報告，美國的醫療支出佔ＧＤＰ的比率，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五．三％。「這表示美國人健康差，毛病多。但耗費的醫療資源愈多，對ＧＤＰ貢獻愈大，」美國國家衛生署人口老化局主任蘇茲曼（Richard Suzman）表示，面對ＧＤＰ所造成的扭曲，各國確實必須建構一個「國家福祉帳戶」（National wellbeing account），彌補ＧＤＰ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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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力推新指標
金融海嘯後，法國總統薩科奇認為這場經濟危機，正出於過度重視追求ＧＤＰ成長。因此他成立「經濟表現與社會進步評估委員會」，委託經濟學家展開研究，到底全世界需要什麼樣的指標和計算方式，才能衡量經濟是否健全，並進一步引導世人朝追求社會大眾福祉方向前進。
這個委員會的兩名主事者都大有來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及同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哈佛大學教授沈恩 （Amartya Sen）。歷時一年，史迪格里茲與沈恩日前發表長達二九一頁的研究報告。
「經濟是用來提升社會大眾的福祉，經濟本身不是目的，」史迪格里茲在發表這份報告時說，「ＧＤＰ統計一開始是用來計算市場的經濟活動，但慢慢卻變成了社會福祉的量尺，而ＧＤＰ統計根本沒有這項功能。」
薩科奇指示法國的主計處，根據這份報告修正法國的經濟統計，並誓言今後出席的每一場國際會議，他都要提出這份報告，推動全球經濟統計的改革。「這場經濟危機讓我們了解ＧＤＰ並沒有反映真正的世界。ＧＤＰ做為衡量一個國家經濟成長的標準方法，忽略了其它非常重要的因素，包括人民的福祉，」薩科奇說。
從ＧＤＰ成長來看，法國過去幾十年來表現都不怎麼樣，但是法國人認為自己比美國人懂得生活，身心比美國人平衡。根據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古格（Alan Krueger）的調查，美國人和法國人的生活型態和時間分配的確大不相同。法國人花在吃飯、與工作無關的交談上的時間，比美國人多。例如法國的醫療健保是世界衛生組織評選全世界最好的健保制度，法國人工作時間較短，生育率是歐洲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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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裡排名高居亞洲第一，整體排名全球第八名。一九九○年日本進入ＧＤＰ成長停滯期，但是人民的快樂指數是上升的。劉孟奇指出，經濟成長停滯，但這幾年日本媒體不斷創造很多新的典範，譬如體能王、超級變變變、自給自足生活達人、空間改造範例、倡導社區與團體的力量等，都是對ＧＤＰ沒有貢獻，但卻能給人帶來快樂的多面向生活。
算出人民的幸福感
倡導幸福經濟的小國不丹有一套衡量幸福的方法，不丹以環境為國家發展政策核心，獲得聯合國「地球冠軍」（Champion of the Earth）。英國萊斯特大學社會心理學家懷特（Adrian White）根據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世界衛生組織及多個國際機構的調查及數據，彙編出全世界第一張「世界快樂地圖」（World map of happiness），排名第八的不丹是前二十名國家當中，惟一一個低收入國家。（見八十四頁表二）
五年一次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丹麥是全球最快樂的國家，泰國則是是亞洲最快樂的國家，全球排名二十八，台灣則排名四十八。泰皇一九九七年提倡，其後由泰國政府動用國家機器及一連串政策支持的「適足經濟」（見左），反映了泰國對一昧追求ＧＤＰ導致社會發展失衡的反思。
由不丹發起的國際ＧＮＨ（Gross National Happiness）會議，二○○四年開始，已經舉辦四屆，參加的國家擴增到三十幾個國家。
檢討ＧＤＰ的思潮，「開啟了一個可能性：有一天國際間在進行各國的比較時，不再只根據貨物與服務，而是根據一國人民對於快樂與否的真實感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坎尼曼（Daniel Kahneman）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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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世人都還沒有找到ＧＤＰ的替代指標，但全球掀起對ＧＤＰ的反思，至少代表全面性的「福祉」，有機會超越面向偏頗的ＧＤＰ，成為全球追求的主流價值。 GDP看不到的快樂國 泰國適足 不丹幸福
「生活最大。」（ Life is larger than everything.）是泰國人的口頭禪。每當泰國人被人催促動作快一點，他很有可能回你一句「Jai yein yein」，字面解釋是「心涼涼」，意思是「慢慢來，放輕鬆。」
生存非生活，生活必慢活，本是泰國人的DNA，這也解釋了泰皇蒲美蓬何以在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提出「適足經濟」（Self-sufficient economy）的理念。泰國深受佛教影響，重視身心平衡，與大自然和諧共生。在「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中，泰國的確是亞洲最快樂的國家。
論資源，泰國得天獨厚，幾乎沒有天災，物產豐饒。但過去數十年，在全球化浪潮及追求高速經濟成長之下，泰國開始承受許多苦果。「泰國米暢銷全球，結果是，我們自己的農民卻必須高價買米吃。」泰華農民銀行經濟學家薩格林（Shagherin Narattiwa）接受《天下雜誌》電話採訪時指出。
「九七年之前的四十年，泰國GDP平均每年成長七．六％，人均GDP成長七倍，但不均現象也隨之而來，最上層五％的人掌控了五五％的國民所得，自然環境也受到急速破壞。」薩格林說，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從泰國爆發，促使泰國上下開始反思追求高速經濟成長的代價，適足經濟便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被提出。
按照蒲美蓬的解釋，「適足代表凡事適度、知足、誠實、不貪婪。言所需言，行所需行，適度工作。認同這理念的國家，其人民必將快樂。」言所需言，行所需行，適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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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皇認為，經濟發展本身並非最終目標，而是實現人類發展的手段。」薩格林解釋，「它強調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資源永續利用，希望能藉此替泰國找出一條長期永續發展的道路。」
類似的概念，早在近四十年前便被不丹奉為國家發展的最高指導原則。
不丹是全世界第一個快樂立國的國家，三十七年前國王辛格（Jigme Singye Wangchuck）即位時，便宣示要將不丹建設成為一個符合佛教教義的國家。相對於GDP或GNP，他提出GNH（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來衡量不丹的發展及不丹人的福祉。不丹的GNH評量，主要是由四大支柱構成：均衡分配且可以永續的經濟發展、文化保存、自然環境保育及良好政府治理。
不丹的另類發展模式，在全球引發廣泛討論，有愈來愈多學者專家、政府機關及企業界領袖開始嚐試發展同時涵括經濟與非經濟面向，能夠真正測量社會大眾福祉及永續發展的指標。而在各項類似調查或統計中，不丹也的確都呈現「所得比人家低很多，幸福程度比人家高很多。」的結果。
不丹和泰國皇室交好，兩國也是推動幸福經濟的主要國家，「國際GNH會議」到目前為止辦了四屆，其中兩屆便是在不丹和泰國舉辦。（文／賀桂芬）
小笑話《讀者文摘》在全世界徵求一國一笑話，泰國選出的「幼稚園師生逗趣對話」，最能反映泰國人的「慢活」民族性：幼稚園老師催促學生：「小朋友，快快快！」學生不解：「老師，您急什麼？」老師：「再不快點，會趕不上下一節課。」學生：「老師，您急的話，您先走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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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透視 ＧＤＰ看不到的 三大危機
作者：丁筱晶 　出處：天下雜誌 432期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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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拚才會贏」的台灣人奮力工作，貢獻了ＧＤＰ的成長，但為什麼生活卻未必過得更好？ＧＤＰ說不出口的真相是什麼？
以ＧＤＰ衡量社會福祉不是不好，而是不足。在台灣，ＧＤＰ探照不到的角落，也有三大危機正隱隱成形。
「台灣的首都台北，就是成長與發展不一致的典型案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副教授劉孟奇說。
劉孟奇發現，台北市創造的產值一直在增加，但居民卻用腳說出他們的處境──人口持續移出。台北市從民國八十年開始，人口就持續呈現淨遷出的趨勢。
危機一：首都工蜂，住不進台北
「到台北工作的人，每個人都像是首都工蜂。工蜂只負責替女王蜂工作，卻住不進巢穴的中央。」劉孟奇說。
誰有資格當台北人？財政部最新綜合所得分類資料，勾勒出台北市家庭的不同圖像。台北市家庭的薪資收入並非全台最高，但明顯錢滾錢的收入如租金、權利金、股票股利收入都比別人高。二○○七年台北家庭有三．五四％的收入來自租金與權利金，每戶平均金額是其餘縣市二至三倍。股利所得佔二○％，每戶平均金額更是其他縣市的三到五倍。
歌手林強的暢銷單曲裡，中南部年輕人到台北打拚，高唱「蝦米攏無驚」；但二十一世紀的台北市現實是，扛著房貸人人都「著驚」。根據經建會統計，台北市貸款負擔率，從二○○四年的二九％，去年底暴增到四三％。
「這根本就是一小群人搶劫一大群人！政府到底在做什麼！」二十年前，發起無殼蝸牛運動，帶著中產階級夜宿忠孝東路街頭的李幸長激動痛罵。
李幸長過去當工地主任時，見到地主與建商合作建案，分到了一百多戶房子，一家三代十來口，不用出去工作，只收租金就能優渥度日。地主甚至囤積房地產，再炒作高價賣出或出租。相反地，中產階級再怎麼勤奮工作，薪水也追不上飆高的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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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李幸長已經是知名鍋貼店四海遊龍的董事長，但談起房價，依舊義憤填膺。當年，他曾建議政府與立法院應制定空屋稅、空地稅抵制投資客炒作房價。
台北市的房屋愈來愈成為錢滾錢的工具。房仲業者表示，今年一到八月高達四成五的看屋者都是投資客，遠比營建署統計的二○％更高。
「無殼鍋牛運動二十週年，我的感言就是『痛恨政府』！」李幸長痛罵，二十年來政府沒有立法解決問題，依然縱容投資客、財團囤積房地產，造成供需失衡。而唯一能增加房屋供給、價格便宜，由政府直接興建的國宅，也已經停止九年。
危機二：全球排名第五長的工時
ＧＤＰ另一個常被挑戰的面向，就是無法衡量「休閒」的價值。在台灣，長工時、無止無境的加班，也成為另一個危機。
ＩＭＤ洛桑管理學院的全球競爭力調查，台灣工時長度名列全球前五名，二○○七年全年工時達二二五六個小時，僅次於墨西哥、香港、南韓與印度。
長工時對生活品質的影響，最明顯的就是與家人相處時間變少。一位週工時將近一百小時的投資銀行副總裁，最大的心願是每週有一天能晚上九點前下班，只為了趕回去看「還醒著的女兒」，怕三歲的孩子不認得爸爸。
小賴在一家本土銀行從事業務工作近三年，月薪實領四萬元。忙的時候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個小時，甚至週末還要加班。一家人見面機會往往只有早餐時間，即便是休息時間，也經常夢到工作的事而驚醒。「但閒的時候也不見得好，因為代表沒客戶，」小賴無奈地道出台灣人無論工時長短都壓力大的心聲。
工時長有何壞處？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辛炳隆指出，勞委會的工時計算內含加班時數長的外勞，可能會造成誤差。他認為，工時對勞工福祉的影響，不在於長短，而在於是否出於自願。不過，台灣工時長的確讓台灣勞工不願做在職訓練，因為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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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三：低收入戶比例愈來愈高
除了看成長，還要看分配，窮人的比例已成為各國愈來愈重視的議題。
政務委員、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指出，兩個指標──家戶所得差距倍數、低收入戶佔總戶數比例，皆是貧窮問題惡化的警訊。
二○○七年，台灣最有錢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是最窮家庭的五．九八倍，但二○○八年就增加到六．○五倍。登記有案的低收入戶自二○○一年起增加了近三萬戶，佔總戶數比例也上升○．三個百分點。
「經濟成長時，低所得者財富增幅比高所得者慢；但一遇到不景氣時，低所得者的財富減少最多，」薛承泰說明，不論景氣好壞，窮人能從成長裡分到的好處都比較少。
譬如，二○○一年高科技泡沫，台灣經濟負成長，最窮的五分之一家庭所得減少，如果又遇到物價上漲，消費支出就容易超越所得，形成負儲蓄，這種現象已從二○○一年開始惡化（見表三）。低所得者已難靠收入度過景氣寒冬，也因為工作可取代性高，容易失業，變成低收入戶，更使低收入戶數增加。
但主計處也表示，用家戶所得差距倍數來衡量貧富差距不完全正確，因為調查僅記錄當年經常性收入，並非家庭總資產。第一分位組中有不少是沒有收入的退休人口，「他們不見得貧窮，」主計處官員指出。
雖然如此，在低收入戶確定增加的情況下，為了減輕貧富問題，政府已進行社會福利金補貼以及弱勢者的職涯訓練。然而，為了解決貧富問題，透過稅制進行財富重分配也應為一大重點，但官員透露，在當前「減稅救ＧＤＰ」的思維下，推動稅改有一定難度。
ＧＤＰ數字背後的社會，依舊潛藏許多問題。做為單一指標的ＧＤＰ無法衡量社會全貌，本是先天限制，如何以多元指標取代單一指標的迷思，才是值得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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