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平庸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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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多少人會讀這本書？」我指著桌上的這本卡繆（Albert
Camus）《反抗者》問我的朋友。我們坐在台北紹興路上的一家咖啡館裏，四周皆是這個城市的藝文青年，看起來，他們溫柔、乾淨、得體，儘管有過度文明之嫌。
「應該很少了」，我的朋友說。他在一所大學教書，是一個堅定的台獨分子，身上瀰漫一種既充滿信念又玩世不恭的氣質。多年來，他組織各種討論會，試圖讓台灣意識進入更多青年人的內心。我理解他再度閱讀《反抗者》的感受，他希望這種反抗精神能給新一代青年帶來動力。但很可惜，年輕一代沒有耐心再理解卡繆描繪的反抗精神了—那些俄國青年的勇氣、那些左派的不屈服。對於他們來說，真正興奮的是《那些年，我們追的女孩》。 這個小小的插曲為理解此刻的兩岸關係提供了另一個視角。自從馬英九當選總統以來，大陸與台灣的互動陡然增加。一種新的浪漫化的情緒也迅速興起。廿年來，台灣商人一直試圖浪漫化龐大的中國市場，而現在大陸的遊客們開始拚命浪漫化台灣的民主、生活方式、如何追女孩，而台灣的政治人物則開始浪漫化「大陸對台灣的想像」，當馬英九在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到韓寒的小學生作文式台灣觀感時，這種浪漫化達到了新的高峰。 倘若以一九八七年兩岸的開放算起，這一次兩岸的融合算得上一次「平庸的相遇」。在這背後反映出兩岸的菁英文化迅速衰落和大眾文化的興起。 當劉賓雁與陳映真在一九八八年的香港相擁時，知識菁英仍在兩岸溝通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而在接下來的廿年間，解嚴後的台灣迅速滑入了一個菁英瓦解、民粹興起的歷史階段。而在大陸，因為天安門悲劇，知識分子陷入集體沉默，進而邊緣化。而兩岸面臨的共同後果時，消費與娛樂的空前勝利，歷史意識的普遍缺席。 在這共同的氣氛中，兩岸誤以為通過商業、娛樂、生活方式能達成新的融合。一種自我麻痹式的看法四處流行，倘若大陸台灣的分離是緣於國共之間的歷史糾纏，那些遺忘歷史的青年一代，反而可以拋棄掉歷史包袱，展開新一頁。 但很有可能，它會導致相反的結果。台灣與大陸的不同命運，是中華帝國秩序崩潰的結果。而一個多世紀以來，兩岸的人民都在追尋一種現代政治秩序。倘若缺乏這種歷史感，台灣人會誇大自身經歷的獨特性，而大陸則難以理解台灣命運的複雜性。 更重要的要，我們對於一個更好政治體制的追求，只是實現自身解放的步驟之一。我們最終的目的是創造出豐富、完善的個體，民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賦予個人主宰自身命運的權力。而兩岸共同面臨的平庸文化的盛行，則是對個人獨特性的莫大障礙。 一個喪失歷史感的社會，一個不再渴望特立獨行的思想的社會，一個只注重眼前感受的社會，不管它以專制還是民主的面貌出現，都是可悲的。而在這樣社會中生活的個體，必然沒有能力理解他人的感受，也沒有創造新時代的精神資源，也更容易失控，被流行情緒左右。即使他們試圖反抗，也缺乏足夠的能力與動力。 政治問題也常是品味問題。很不幸，兩岸都陷入了平庸的趣味，他們正喪失對彼此更深層的想像力與理解力。 （作者為北京作家）
【2012/06/16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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